埃及人如何看待穆斯林兄弟会?

今年春节前某日,我从埃及开罗(Cairo)搭乘半夜的火车前往南部城市阿斯旺(Aswan)。

头等座132埃镑,车箱很宽敞,座位按“2+1”排列,可调整角度。靠椅似乎从来没有洗过,布垫子油光发亮,想来曾得到千百人的“恩宠”。听说卧铺比较舒适,需100多美元,与飞机票差不多;二等座较为便宜,但不卖给外国人,头脑灵活的背包客能找到当地人代买,或“先上车再补票”,也能行得通。

清晨的尼罗河

  火车启动不久,邻座响起轻微的呼噜声,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头歪在靠背上酣睡,嘴角的哈拉子几乎要掉下来,看上去极不舒服。列车停靠的时候,他醒过来,抬头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会说英语,先来个埃及人的“打招呼三部曲”——从哪儿来,姓名,欢迎。这先生的名字居然叫“鹰”(Egle),我以为是开玩笑或者随口敷衍,结果他认真地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叫穆罕默德,我的名字确实是‘鹰’,许多埃及人会给自己取个有意思的名字,比如水果、咖啡、动物、甚至尼罗河等。”

阿思旺街头

  好吧,真长见识。上埃及的象征就是兀鹰,即奈库贝特女神。尽管我不知道“鹰”的阿拉伯语发音,姑且按英语读法,叫他“鹰”先生。他是努比亚人,黑褐色皮肤,30来岁,在开罗什么大公司工作,有十几天假期,所以回阿斯旺老家。列车明天下午才能抵达终点,漫漫长夜,以“鹰”为邻,缘何不喜?便和这个努比亚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来。

我试探着问他的工资待遇,他说,现在这份工作还不错,月薪1000多埃镑,以前曾做过旅游警察,每月只能拿到几百埃镑。我大为惊讶,埃及长期实施《国家紧急安全法》,警察权限被纵容,暴力执法层出不穷。“1·25革命”的导火索,据说是因为警察暴力执法,将亚历山大一位年轻人殴打致死。金字塔下面骑着高头大马的警察看起来威风八面,没想到收入居然如此低廉。

努比亚博物馆里的努比亚军队

  我问他对埃及局势有什么看法,他说:“能有什么看法?以前希望穆尔西能够改变埃及,结果我们的日子越过越难,还不如穆巴拉克时期。现在你看,火车都空着,你们都不敢来了。”

“我们不是来了嘛,”我笑着说,“穆尔西可是你们自己选的啊。”

确实,在开罗的这几天,除了叽叽喳喳的中国团队,其他国家的游客不多。按理现在正是埃及旅游旺季,即使游客非去不可的吉萨金字塔和国家博物馆,也不再有排队的现象,听说以往进入胡夫金字塔的队伍能排成长龙,而现在门可罗雀。

努比亚女人,与古埃及人不同

  “欢迎欢迎!”他重复着,眼神温和而真诚,随即两手摊开,表示无可奈何,“我们当时只能选他,没有比穆尔西更合适的人。”

埃及10%的人口依赖旅游业为生,革命爆发近五年来,旅游业遭受重创。埃及是个年轻人居多的国家,随着革命的进行,失业率曾达到惊人的13%以上,而妇女多数不工作,没有计算到劳动人口里。埃及的政治团体都没有执政经验,拿不出重振经济的方案,而有经验的候选人来自旧军政系统,民众前怕老虎后怕狼,还真放心不下。于是,原本在地下闹革命的穆斯林兄弟会站到了前台,这算不算“趁火打劫”?居安思危,其实我们何尝不存在这种情况?一旦现政府被推翻,没有成熟的党派接管,国家很可能会被撕裂。

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

  “那么,现在的塞西如何?”

“安拉知道!”他耸耸肩,调皮地说,显然没有明确的立场。

革命推翻了执政30年的军人强权,就连欧美国家也抛弃了穆巴拉克,表示支持民选政府。但是,曾被列为恐怖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忠于《古兰经》,执政理念有回归宗教神权的迹象,这让以欧美自由主义为榜样的埃及人情何以堪?随着穆尔西的下台,似乎又给了支持民主的西方国家一记“耳光”,甚至有人以为整个事情都由美国和以色列在背地里捣鬼。当塞西发动政变后,美国人怒了,随即切断对埃及的军事援助,更加证实“阴谋论”的存在。

菲莱神庙,图拉真亭

  “我们的习主席来了,和你们的总统在商量怎么做生意呢!”2016年1月20日,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不知道塞西能不能赚到你们的钱。”他捻着手指说。

“一定能。”埃及人其实挺喜欢聊政治。

穆尔西没有重振经济,而是先抓权力,下台也在情理之中,可带来的社会动荡使普通埃及人的生活雪上加霜。塞西当选后,西方国家表现谨慎,普京却立即发去贺电,表示支持塞西。中国也不甘落后,抢先发声,将埃及纳入“一带一路”战略框架内。塞西利用铁碗手段,虽然使局势得以控制,但离和平与繁荣还很遥远。前两届政府瓦解得那么快,估计塞西心里也犯嘀咕,稍有闪失,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夜深了,只听见列车单调的“咣当”声。困意袭来,于不知不觉中睡去。

看守神庙的努比亚人,与阿拉伯人完全不同

  醒来的时候,阳光洒满车箱,偶尔照在身上,让人觉得分外舒坦。窗外不时掠过高大的椰枣树,绿色的甘蔗林,土黄的房子。有趣的是,这些三四层高的楼房,里面分明住了人,但几乎都没有完工,屋顶开放的水泥框架和钢筋非常刺眼,满视野无穷无尽的“烂尾楼”。我记起来,印度私家住宅也是这般模样,因为竣工后要缴纳繁重的税赋,所以永远是半成品,不知埃及何以如此?

鳄鱼木乃伊,这里可看到制作流程

  “鹰”先生正在喝茶,他笑着说:“因为封顶就算完工,完工就要缴税。”

“缴多少?”

“这可说不准,要按地价。”他说了一组数据,我只记得有土地税、市政税、治安税等,名堂不少。他接着说:“还有个重要原因,上面可以继续加盖。”

“哈,这倒是个好主意。”

“父亲修两层自己住,儿子想自己住,就再往上加。”他两手重叠起来比划着说。

“你们家的房子也这样吗?”

“是,我准备多盖几层,直到像开罗塔一样高。”他说了很多个“Many”,埃及人生性乐观,由此可见一斑。开罗塔在尼罗河扎马利克(Zamalek)岛上,仿照上埃及的象征莲花建造,塔高187米,相当于60层楼,比胡夫金字塔还高。

阿布·辛贝神庙,与金字塔齐名

  原来和印度“一个模式”,私人住宅竣工才纳税,如果没有完工,自然不用税赋,所以这些房子永远处于“烂尾”状态。因为房价上涨,穷人还可在父母的房子上加盖一层以求安居,算是两全其美。奇怪的是,政府明知这是一种避税“对策”,却又无计可施。既然没有办法,为什么不干脆免掉这笔税收呢?至少可以让市容整齐好看啊。

“你在开罗也有房子吗?”这个问题有点突兀,但我还是提出来。

“没有,房价太贵,非常非常贵。”他摊开两手,用了好几个“very”来强调。

“大概什么价钱?”

“老城区四五千埃镑,新城区八九千或者超过一万。”

阿斯旺的创世神克努姆

  我怕吓着他,没敢说中国的房价。因为两人英语都不是太好,我们的聊天手舞足蹈,夹杂许多肢体语言,甚至用手机找单词,惹得列车售货员倚在门口观望,偶尔还会插上几句。就这样,时断时续,我们一直聊到阿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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