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启示

2015-05-29 西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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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石器时代,史前人类已经走遍了世界!屡次走出非洲的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足迹遍及现在的非洲、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不过他们的洲际迁徙可能要花很多代人的时间,世界各地发现的骨骼和石器透露着这些远古人类在地球上永不停歇的足迹。

  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农业,却往往被生业所困,世界性的迁徙和沟通相对停滞了。各个地区的人群专注于了解和开发自己生存区域中的各种资源,培育、驯化着可以家养的动植物,享受着定居农业带来的安逸。虽有远足,但规模和距离都有限。这个时期也有一些技术和物种被接力传播到远方。总的说,此时的世界被分成了无数相对封闭的区域。在某些时期,由于气候环境的改善以及人口的压力等原因,有的地区通过农业的扩散,农耕文化推进到高纬度和高海拔的地区,为青铜时代人类的大发展、大迁徙埋下了伏笔。

  新石器末期至青铜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各类国家的诞生,这激发了人类社会再次进行世界探索的激情。两河流域和埃及建立的文明古国为了获得贵金属、珍稀宝石而把远方的山山水水纳入自己的视野,比如为了获得青金石,两河流域文明、埃及的触角深入到阿富汗的巴达赫尚。中国商周王朝,也能从遥远的南方获得熔炼青铜的锡和铜,并辗转从甘肃、青海、新疆获得美玉。这些稀罕的金属或者宝石制成的威权器物,在国家礼仪中笼罩着最耀眼的光环,巩固维系着人类历史进程中刚刚达到的一个社会组织形式的高峰——国家。在寻找资源、奇货的过程中,差一点,东西方古老的文明能因此握手言欢,但广阔的大漠戈壁、连绵的群岭雪山和其间相对落后的社会却无情地挡住了这初次的谋面。

  此时,草原打开了一扇大门,由于有牛车,生活在广阔草原,特别是黑海、里海北岸草原地区的人群此时有了在短时间内进行远距离迁徙的能力。这些人群通过巴尔干与高加索和小亚、两河流域的文明相联系,通过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伊朗高原、中亚、印度的文明相沟通。在各种原因的驱使下,这些草原上乘着牛车、赶着牛、羊、马的人开始长距离的迁徙。他们曾到达南西伯利亚,也曾进入新疆,通过他们,东西方的文明得以实现最初的接触。

  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欧亚草原对于中国古代很多重要问题的解决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东亚文明圈的核心,这是在本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独特的文明圈。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在这个多元一体文明圈初显雏形的阶段,通过南西伯利亚、新疆等草原地带和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了间接的沟通。小麦、绵羊、黄牛和冶金术等新驯化物种和一些技术在中国的出现,可能与青铜时代第一波东西方人群的接触有关。同时,草原上发达的畜牧文化也和东亚文明保持互动,这种沟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形成。大约在中国商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又迎来了第二波的西来文化,马拉轮辐式战车是其中的代表。另外,早一阶段从河西走廊传播到天山东部地区的手制彩绘陶文化可能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传入中亚。在早期铁器时代,由于实现了骑马放牧和骑马作战,游牧王国相继在欧亚草原涌现。农耕地区进入铁器时代后,也渐渐学会了骑射,各地出现了疆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帝国。由于游牧社会的兴起,欧亚大陆上南北两大经济地带的对抗加剧,经济形态的对立和互补也使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各方面的交流更为深入密切。

  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其中有《穆天子传》。经学者研究,周穆王公元前10世纪时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内蒙、甘肃﹑新疆,到达阿尔泰山地区和西王母宴饮,并赠送丝绸。这不一定是周穆王亲身的经历,但可能是对那个时代交通路线的一个总结。公元前八世纪,希腊出现所谓的“大移民”运动,也就是由古代农业性移民转到商业殖民。其中一支向北越过赫勒斯滂,深入整个黑海沿岸。这些古希腊人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贸易频繁,斯基泰人除以谷物、羊毛和奴隶为交易货物外,还转销来自遥远东方的货物。在著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写道:“从门阈直到内室,椅子上放着柔软的绮罗。”这些丝绸很可能就是与斯基泰人交换得来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年)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著的《历史》一书中,记载了黑海北岸地区一直到阿尔泰山和天山的山川地貌和人群。有意思的是,东西方文献对早期交通路线的描述,在阿尔泰山一带竟然有相互能够呼应的细节。

  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的带有印欧人特点的蚌雕人像、有翼神兽、金柄铁剑、蜻蜓眼玻璃珠、焊金珠工艺等等器物反映了这个时期通过欧亚草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源自中国的铜胄、翻唇神兽、铜鍑等可能也通过牧业人群传入到欧亚草原的西端。先秦时期,中国丝绸可能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认为,赛里斯人“身体高大近二十英尺,过于常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二百岁。”这里所描述的赛里斯人可能是指中亚以东的游牧民族,也是丝绸贸易的中间商,并不是指中国汉族,比如“红发碧眼”和中文文献中记载的汉代乌孙人很接近。

  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巴泽雷克古墓内发现精致的中国刺绣,时间为公元前4-前3世纪。这是草原上迄今发现的第一片真正来自中国的丝绸,同时出土的还有来自中国的山字纹铜镜和漆料,同时还发现了装饰波斯艺术题材的羊毛绒毯和羊毛织物、由希腊-波斯艺术变形的格里芬神兽形象。在新疆天山阿拉沟墓葬中也发现相似的刺绣以及波斯艺术风格的金器,在伊犁发现戴着希腊风格头盔的铜像,等等。

  这些记载和考古发现说明约在公元前10-前3世纪,已有一条从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到准噶尔盆地,经哈萨克丘陵及草原、伏尔加-乌拉尔平原到黑海北岸的草原之路,这条起自东方中国的草原之路也通过支线和西方的波斯、亚述和希腊相连,欧亚大陆广大农牧地区因此联系了起来。东西方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正是通过整体上连为一体的草原游牧社会进行,这些马背上的通道为东西方打开了地理、民族和文化的视界,为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匈奴帝国控制着广大范围内的人群和资源,并对南部的农耕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匈奴的强盛和对西汉王朝的威胁是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的直接原因,其目的是联络原来的草原强国—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张骞及其副使出使的直接结果是大月氏没有联系好,却联系上了乌孙,意外的结果是汉武帝的眼界从此被打开,大国主导经营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欧亚大陆农牧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具有世界意义,在新疆以西的中亚、西亚和欧洲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整个欧亚大陆都处于这种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这种草原和农耕区的博弈一直持续到工业化时期。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这一矛盾关系的产物。

  西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使新疆纳入到汉王朝先进的政治体系,促成了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以烽燧线为主体的军事设施、屯田区的扩大和统治机构的设置以及丝绸、铜镜、漆器、先进冶铁术的输入极大地稳定、繁荣了丝路沿线的社会,改变了新疆在整个欧亚大陆相对落后的局面,实现了新疆地区在历史时期第一次跨越式的发展。两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加快了天山南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提高了这些地区城郭国家文明的水平。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旧大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天涯两头各自发展了几千年的文明终于有了国家级别的联通,文明因此可以共享和互动!沿着丝绸之路往来流动的不单单是丝绸、钱币、玻璃、金银器等形而下的物质产品,更多的是各种宗教、哲学、文学、音乐舞蹈、科学技术、民俗这些形而上的思想意识。使节、宗教人士、军队和商团是丝绸之路上活跃的主角。各色人种、奇珍异宝、新技术和产品、博大精深的宗教思想给予那个时代的世界极为充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类的生活因此而丰富多彩,人类的心胸因此而开放广阔,人类的思想因此而宽容深邃。

  丝绸,是丝绸之路最鲜明的代表和符号,但丝绸不是丝绸之路开始的原因,也不是丝绸之路上唯一的商品,丝绸之路是一种伟大的精神文化。对于个人来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丝绸之路得以最终成形并延续的关键;对于古代国家来说,得到异域未知的资源、物种、技术和产品,获得更大的地缘战略空间,营造周边地区安全稳定的政治形势,保卫国家安全和繁荣,恩泽遍于四海,是开拓和维护丝绸之路的首要原因;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丝绸之路代表着开放、包容、互敬、共赢的伟大精神。

  无论是对于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还是北方的草原社会,丝绸之路都是盛世的华章。动乱分裂的时代,没有丝绸之路,匮乏贫弱的时代,也没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首先需要有沟通、贸易的强烈愿望和宽广胸襟,其次需要有大国主导的安全保障和系统维护,再其次需要中、小国家的积极参与,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有互通有无的奇货。如果汉唐时代没有丝绸,如果宋明时代没有瓷器,如果西方世界没有奇珍异物、金银宝石制品,可以想象,丝绸之路将难以为继。当今时代的交通,便利又快捷,但是如果没有可以互通有无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没有大国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支撑,没有相互宽容、尊重和理解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和共赢,丝绸之路的复兴将难以期待。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哪个民族的智慧足以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开放交流是解决人类难题的唯一途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有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才能创造出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

  中国向世界贡献丝绸、瓷器以及四大发明的时代已经远逝很久了!中国追赶西方工业文明的时间也不短了!回望丝绸之路的辉煌时代,国人不禁向往着,世人默默期待着,智慧的中国在新的时代能创造出伟大的技术、产品和理念,推动诸国,再塑新的丝绸之路,实现中国梦,造福全人类!

(来源:墨香中华 作者:郭物 改自《从马背上的通道走向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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